读书笔记: 学术与政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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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以政治为志业的真人

<原文开始>当整批的心志政治家突然如雨后春笋般蹦出来，异口同声地复诵道：“愚蠢而庸俗的是这个世界，而不是我；对后果负什么责任，与我无关；这个责任，是那些受我辛勤服务并有待我来扫除其愚蠢和庸俗的其他人的事。”在这个时刻，我公开说，我们首先要问，这种心志伦理的背后，有多大的内在力量。我的印象是，我碰到的十有八九，都是大言炎炎之辈；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，他们想承担的事是怎么一回事，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动（Sensation）中。就人性方面而言，我对这种东西缺乏兴趣，更毫无使我感动之处。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，是一个成熟的人（无论年纪大小），真诚而全心地为后果感到责任，按照责任伦理行事，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：“我再无旁顾；这就是我的立场。”这才是人性的极致表现，使人为之动容。</原文结束> ## 以武力为手段的后果 <原文开始>在这种活动条件之下，领袖实质上能达成的结果，并不由他本人掌握。他能达成什么，是由他的跟从者的行动的动机来决定的；而从道德的观点来说，这些动机绝大部分都很庸俗。</原文结束> ## 理知化的主要意义 <原文开始>理知化和合理化的增加，并不意味人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的一般性的了解。它只表示，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，任何时候，只要我们想了解，我们就能够了解；我们知道或者相信，在原则上，没有任何神秘、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；我们知道或者相信，在原则上，通过计算，我们可以支配万物。</原文结束> ## 当前流行的 “人格” 论 <原文开始>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时是否有灵感，靠的是人所不能预知的命运，此外就是靠“天赋”。目前流行一种心态，把这项无可置疑的真理，变成崇拜偶像的借口，这些偶像就是“人格”与“个人体验”。这种崇拜充斥大街小巷与各种报刊，在年轻人的圈子里，尤为风行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这两个偶像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：一般认为，“个人体验”构成人格，并为人格本质的一部分。于是人们使尽解数，努力去“体验”生活。因为他们相信，这才是一个“人格”应有的生活方式。即使“体验”生活没有成功，也得装出一副有异凛的样子。从前德文把“个人体验”称为“感动”，我认为在当时人们对人格及其代表的意义，有更恰当的了解。</原文结束> 比如西藏之旅得到心灵的净化( ## 社会学的界限 <原文开始>韦伯时代的社会学，一如其它许多新兴的科学，号称是门具有统摄性的学科。</原文结束> <原文开始>虽然合理性在增长，但这世界仍留存着一个无法消除的非理性的基础，并自其中孕育出信仰与信念等永不退缩的力量。价值与意义一样，都不内在于事物本身。只有靠我们信念的强度，靠在通过行动征服或维护这些事物时所投入的热切程度，这些事物才获得价值与意义。因此，肯定一个价值，必然地蕴涵了对其他价值加以肯定的可能性。所以，霸道地证明某一价值高于其他价值，是不可能的。只有以信仰为基础，某一价值才会为个人或者大多数人所偏好。因此，韦伯并不指望大同和谐，不管是预定在先的，还是人为的。价值之间无从消解的矛盾冲突，只能以共存、妥协或容忍来处理。人类以政治、宗教或经济等价值为名进行观点上的斗争，在这些观点之间，科学没有能力去做裁决。</原文结束> <原文开始>一门经验性的科学，并不能教人应该做什么，而只能告诉他能够去做什么，或在某些情况下，他想要做什么。</原文结束> <原文开始>如此，价值中立的原则，终于获得其完整的意义。拿消极的方面来说，它提醒社会学家不要给人一种错觉，认为他能够处理选择与决定的问题；从而他应该——作为一个学者——拒绝过问他的学科力所不逮的问题。在积极方面，一个科学的命题之所以妥当，是因为学术上的理由，而不是因为武力或伦理道德上的正直等外在的因素。</原文结束> ## 社会学研究 <原文开始>韦伯对近代国家的定义是：“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，（在事实上）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力的人类共同体。”</原文结束> <原文开始>他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，终将转变为一种官僚的专政，可见他对官僚体系会有过度的发展早有警觉；然而，他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，看出这种行政系统终将会支配国家及私有企业，因为它符合了近代的理性化趋势的需要。</原文结束> ## 韦伯的学术 <原文开始>在人类的行动里，原因和结果是可以互为变化的。一个目标，一旦获得实现，可以变成新企图的原因；更重要的是，任何行之有效的手段，鉴于其相对而言的成功，会自动转换成一项原先所未预见的新行动的原因。</原文结束> <原文开始>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，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：社会科学研究的途径不以此为谋，而是注重研究者的评估，或是其资料的好坏。</原文结束> <原文开始>既然我们承认，一个社会现象的出现，是由好些个因素所造成的，我们便很难评估其中每一个因素的重要性如何。想要在某一结果与其所有的原因之间，构建起直接、必然、且无所争议的关联，是不可能的。唯一的解决之道，是运用资料来显示，在一个现象与先行因子之间，有某种因果关系存在，但不要奢望对此一关系的必然性有所肯定。</原文结束> <原文开始>既然没有一套普遍被接受的价值系统存在，各人只好参照自己的价值排列尺度。史学家们不断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，正是因为他们总是在参照不同的价值。</原文结束> ## 韦伯的学术 <原文开始>无论如何，社会学家就其作为科学家的职份而言，绝对不应该去构建一个新的社会。如果他们要这么做，他们便失去了学者的本色，而成为假先知式的骗子。</原文结束> <原文开始>在韦伯眼中，就一种科学的角度而言，并没有哪一种活动，归根结底而论是其他活动的基础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分野是截然的。</原文结束> ## 韦伯的政治关怀 <原文开始>这个“危险的处境”是什么呢？德国的外交政策此时正在重拟：俾斯麦与俄国的同盟并未续约，与英国建立同盟的机会也未把握住，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毫无计划的游移的政策。这样一套政策，掩饰在空洞的吹擂和德皇的虚张声势之下，导致德国在政治上的孤立。德国的领导阶层既不愿国家倾向西方，也不愿倾向东方。德国的政策因此反复无常地与所有人作对，至于一连串的挫折，则以大言不惭加以掩饰。</原文结束> <原文开始>民主作为一套具有内在价值的理念——“自然法”、“人的平等”、人生而“权利均等”——并不是韦伯所相信的。他以实效（Pragmaticially）的眼光，来看民主的体制与观念；不从它们“内在价值”的角度，而是从选取能做事的政治领袖这一方面的结果，来衡量民主。</原文结束> <原文开始>韦伯后来所做的政治分析，动机便来自他竭力想寻求一个阶层，在帝国主义竞争的时期里，有能力负担起政治领导的使命。</原文结束> <原文开始>在韦伯看来，官僚系统应该只是技术性的工具，而绝对不是制定政策与在政治上能负责任的机构。如果能够的话，韦伯希望最好能够有卡里斯玛型的领袖出现，虽然他也晓得，在近代社会里，日趋严密而无可摧毁的各种制度，已大大降低了这种“纯粹个人性的因素”在社会结构里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机会。</原文结束> <原文开始>“知识乃是为了预知，而预知则是为了力量”——孔德实证哲学的这个动机，乃是韦伯观点的基础。虽然他出身“历史学派”，但是对历史及其独特性，他绝对不采取任何求取道德教训的态度。</原文结束> <原文开始>知识多少是力量——这是一个没有权力的人对知识的这番追求背后的动力。掌握这种政治关怀，我们才能了解他思想上的取向。</原文结束> ## 韦伯小传 <原文开始>1909 年，弗洛伊德的一位弟子在海德堡的知识圈子里出现。他以一套新的心理健康的生活规范为名，贬斥传统维多利亚式的想法中夫妻间的忠实及在道德上合理的嫉妒。韦伯的友人中间，有人因为把这套说法付诸实行，陷入了悲剧性的纠缠和道德上的难局中。韦伯对他们充满了同情。在他看来，精神医学上有价值但不精确的一些慧见，和一套庸俗地以“健康的神经”为尚的伦理，混淆在了一起；对于这种混淆，韦伯的反应很强烈。他不愿意把健康的神经当成一种绝对的价值，也不愿意以压抑对神经造成的伤害为单位，来计算压抑有多少道德上的价值。</原文结束> 听长辈和前辈们屡屡提起 “身体最重要”，但是潜意识上还是排斥把健康当作绝对价值的吧。 ## 韦伯小传 <原文开始>在自由的社团里，个人必须在平等的同僚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；这种社团里，没有权威的指挥，而是靠民主的决定、良好的判断和负责任的言行来培养训练出来公民；最令韦伯动容的，是这种社团所培育出来的一种具有恢弘才干的人。 1918年，韦伯在一封信中向一位同僚建议，德国应该以美国的俱乐部形态（club pattern）为借鉴，作为“再教育”德国人的一种方式。他写道：因为“除了在教会形式下的残存之外，权威主义现在已完全失败”。韦伯看出了“志愿社团”与自由人的人格结构间的关联。... 他深信，和权威制度下命令与禁制的方法比起来，一套使个人始终受到压力必须去证明自己的自动淘汰人的方式，就“锻炼”人这个目的而言，效果要深得太多。权威主义徒具外在的约束力量，却无法达到人的内心深处，一旦权威主义的外壳被相反的力量击破，当事人便完全没有能力自制自主。 </原文结束> ## 韦伯小传 <原文开始>在各州分权的制度下，社会立法完全无法进行；许多劳工领袖贪污腐化，先鼓动罢工，然后迫使厂商贿赂他们来摆平工人的罢工。</原文结束> <原文开始>不过，韦伯是从一个辩证的角度，来看此一“构建机器”的过程：民主政府必须反对官僚体制，因为后者会逐渐让官吏形成一个封闭而排外的身份团体，其成员的专业训练、考试证书和确保衣食无忧的终身职，使他们远离一般民众。</原文结束> <原文开始>韦伯屡次提到美国工人反对公务员制度改革：他们所持的理由是：他们宁可要一批他们可以赶下台、可以鄙视的的腐败政客，而不愿受一批蔑视他们并且赶不走的专家官吏的治理。</原文结束>